我们知道在乳腺癌治疗中上图事件常有发生:临床诊断一样，治疗一样，效果却背道而驰，这是为什么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从乳腺癌诊疗和效果深扒，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乳腺癌分子分型的标准。

乳腺癌的分子分型标记物检测和判定（点击查看大图）

针对不同分型需要选择不同的治疗方案，抗癌协会乳腺癌诊治指南与规范（2015版）对此作了推荐。

但是这还是不能解释AB情况，临床上仍有不少情况类似AB的患者，化疗反应差异大和预期效果完全相反，其实这些差异的相当一部分可以由遗传因素解释。

不同种族或者不同个体间影响代谢某种药物基因可能正好存在分型，所以用在米国人很有效对我们可能就是过量毒药，或者仅仅是某个人基因比较特别,药物在他体内保持活性的时间是超长待机，那如果给和其他人一样量的药，对他来说这就是毒药了。乳腺癌常用药物由于个体代谢的基因多态性导致临床效果千差万别！

1、曲妥珠单抗与心脏毒性

HER2作为乳腺癌治疗预后判断因子，目前已经明确,针对的单克隆抗体曲妥珠单抗可以明显降低此类乳腺癌的复发风险,提高长期生存率。曲妥珠单抗目前是HER2阳性乳腺癌治疗的首选药，然而其同位rs1136201基因表达的话对心脏毒性明显，因此需要监测心功能或者测序。

2、高度多态的CYP2D6与他莫昔芬

他莫昔芬(TAM)—抗雌激素靶向受体（ER）依旧是雌激素阳性和乳腺癌患者的核心药物。TAM被认为是一种前药，经肝脏中CYP450更多的是 CYP2D6转化成活性型endoxifen，抗雌激素活性大大增加，而同一剂量TAM，个体间反应差异大。CYP2D6 基因是高度多态性的，不同患者分为超快代谢型（UM）、快速代谢型（EM）、中间代谢型（IM ）和低代谢型（PM），因此TAM的用量和用法可能大不相同。

3、DPYD基因多态性&氟嘧啶类药物

氟嘧啶类药物（注射用、口服5-FU以及卡培他滨）在各种乳腺癌治疗方案中仍然是中坚力量，包括用于局部和转移性的治疗。由于对大多数细胞有毒性5-FU的治疗窗窄。DPD酶是氟嘧啶类药物分解代谢的关键酶，目前其三个等位基因变体（*2A，* 13和2846A> T（rs67376798））认为可能DPD酶缺陷有关。这些基因型的患者在服用氟嘧啶类药物时会因为DPD酶活性的缺失分解代谢减弱，血药浓度增加，细胞毒性增强！

4、CDA基因多态性&吉西他滨

胞嘧啶核苷脱氨酶（CDA）遗传多样性首次被大量研究就是因为其对吉西他滨的解毒作用，吉西他滨是乳腺癌患者的潜在药物。许多研究均证明CDA缺乏与核苷类似物严重或致病毒性相关。基因编码区域的多态性位点包括79A>C(rs2072671), 208G>A (rs60369023)可能会降低CDA活性，但机制还有待研究。其中rs60369023，仅存于亚洲人中，它的变异可导致酶活性下降，从而改变其药代动力学，使药物清除减少、血药浓度增加。

吉西他滨体内代谢过程

原来所谓“量体裁药”，体不仅是“病体”可能还包括患者本身运送药物的方式不同，所以即使用了同一个治疗方案然而到达目的地的时间和数量却千差万别，因此效果就有可能背道而驰。尽管各种的药物基因组学已经被广泛研究，但是个体的基因多态性影响药物动力学在临床的应用仍有待探讨。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乳腺癌患者平衡处方用药疗效和毒性的问题，可以通过遗传驱动药代动力学得到改善。

参考文献：抗癌协会乳腺癌诊治指南与规范（2015版）

来源：解螺旋

2016-06-27